公案小说中的“名侦探”往往是靠不住的，《包公案》也好《狄公案》也罢，倘若翻翻史书，便可以发现无论是包拯还是狄仁杰们都没有几个依靠聪明智慧来侦破疑案的记录……依据明代著名清官海瑞编撰出的《海公传》也基本上是杜撰，而有明一代真正能称得上“福尔摩斯”的，是一位名叫周新的官员，他的显达和死亡，都与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明风华》的主人公之一——明成祖朱棣有关。

“人呼为冷面寒铁”

《明史》中的《周新传》与所有正史中的人物传记一样，多录朝廷大事而少记民生细故，虽然也提到周新“授大理寺评事，以善决狱称”，但怎么个“善决狱”，语焉不详。欲求真相，只能从明人笔记中寻觅，这方面录之最详的当数明代学者黄瑜的《双槐岁钞》。

黄瑜之所以在《双槐岁钞》中以浓墨重笔叙周新事，原因之一是周新和他同乡，都是广东人。周新本名叫周志新，洪武年间入太学，先任大理评事。靖难之役后，他受到朱棣的赏识，改任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要，人呼为冷面寒铁”。朱棣夺权成功后，非常重视吏治。永乐元年（1403年），屠戮建文帝旧臣的腥风血雨还未消散，他就开始鼓励臣下直言不讳，敢于指出朝廷施政中的疏漏。《太宗实录》记载了一段他对臣下说的话：“朕以一人之智，处万机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所行有未合理，尔当直谏，慎勿有所顾避。”正是这样清醒的自我认识，使得他对周志新这样的“冷面寒铁”不仅包容，而且欣赏，直接叫他“周新”，以示亲昵。

永乐元年（1403年），周新任福建巡按，发现当地的武官（卫所）对文官（府官）非常不礼貌、不尊重，动辄羞辱谩骂。如果在中途遇到，文官没有下马，武官甚至直接拿马鞭抽文官的仆隶。而卫所的公务需要文官办理时，“稍不从，即呵责吏典”。长此以往，有武官凌驾文官之上的危险，这对国家稳定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因此周新上奏：“请自今府卫相见，行平礼，遇诸途，则分道而行。所有公务，不许径行府县，有司官吏，毋得凌辱。”特别是“圣节正旦冬至”，武官必须“悉于府治行礼，开读诏书，虽边海卫所，亦从布政司差人，都司毋与”。这对靖难之变后仗着立功而权势愈大的武官集团，无疑形成了一种节制，得到了朱棣的认可和批准。

永乐二年（1404年），周新巡按北京。当时朝廷为了拓荒需要，制定了凡是在京吏民有犯罪当流徙者，“免罪，就发北京民稀处种田”的政策。这本来是一条善政，但是北京地方官员必须详拟文书送往时为国都的南京审批，路途遥远加上官吏拖沓，一来一回往复数月，那些当流徙的罪犯很多就死在狱中。周新为此上奏，希望今后北京流徙的罪犯就由本地官员处理，就地发田耕种，不要再进行繁琐的公文审批，这样“则下无淹滞之患，上不负宽恤之恩矣”。朱棣看到后下给都察院谕旨曰“御史言是也”——这条政策不仅让多人活命，而且对北京的开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也许正是因为尽职尽责，造福百姓，一向在提拔人才上不拘一格的朱棣对周新给予了“火箭式提拔”。永乐三年（1405年），周新升云南按察使。也正是从此，他开始以“福尔摩斯”的形象出现，通过细致观察和逻辑推理侦破了一系列奇案。

“冷面寒公来，吾无患矣”

周新到任云南后侦破的第一个案子，这在《双槐岁钞》和张岱的《西湖梦寻》中都有记载（但《西湖梦寻》中记载此案为周新调任浙江后所办，今采《双槐岁钞》说）。结合这两部笔记，案情的还原大致如下：周新在路上发现“蝇蚋迎马而聚”，他觉得奇怪，便循着蝇蚋飞来的方向搜寻，在密林中发现一具死尸，并在死者的身上搜寻到一把钥匙和一枚印章。周新仔细查验印章，发现它是专门用于戳盖在布匹上做标识的，便让下属到附近市场上，把每家卖的布匹都买回一些来，对比其印戳，“与识同者皆留之”，在其中细细审查，终于找到杀人劫布的强盗，“悉以其赃召给布商家”。

永乐六年（1408年）三月，周新调任浙江。有一天他正在办公，忽然一阵旋风将一片模样奇异的叶子吹到了他的面前，他问左右，这样的叶子是哪种树上才有？下属们告诉他城中并没有这样的树木，只有出城很远的一座寺庙里才有。周新醒悟道：“此必寺内僧人杀人，埋于树下，而冤魂以此叶向我鸣冤也！”他立刻命人去那座寺庙里挖掘树下，“得妇人尸”，奸杀妇人的和尚当即认罪伏法，“人称为神明”——这个故事当然还是传统套路，先破案再编造“神迹”以让坏人心生敬畏，不敢为恶。而之后的巨商失银案则反映出周新的推理能力。

一个巨商在外地做生意，很久才带着银两回家。半路上，眼看夕阳西下，恐怕遇到贼盗，便“潜置金丛祠石罅中”。第二天去挖的时候，却分文不见了！巨商无奈之下只好报官，周新问他对谁讲过，他说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但妻子并没有跟其他人讲过。周新当即命人将其妻抓来，也不问银两的去处，劈头就让她说出自己的奸夫是谁！满公堂的人都愣住了，巨商之妻抵不过，只得承认自己在丈夫外出期间确实与人勾搭成奸，昨晚两人正在行好事，丈夫突然回来，她便让奸夫躲至床下，今早一看他已经趁夜溜走了。周新遣人将奸夫抓到，一审便知，此人在床下偷听巨商夫妻对话，说了藏银地点，所以溜走后直接挖银去了……当大家都惊叹周新料事如神时，他说：“夫妻在房间里说的话，怎么会被别人偷听，此必床下有人，而巨商长年在外，可想而知，床下者必其妻外遇也。”

明代政治家、学者叶盛在《水东日记》里载，一天，有二人争一把雨伞，争得非常激烈，一直闹到周新面前打官司，甲说：“伞是我的！”乙也说：“伞是我的！”周新反复询问他们伞上有什么记号，甲乙二人“所言记验皆同”。周新于是下令把伞一剖两半，让二人“各持其半去”，然后偷偷派人跟踪在他们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甲对乙说：“我本来希望半价买你的雨伞，你却不肯让步，现在一文钱都挣不到了。”乙愤怒地说：“我的雨伞，凭什么要半价卖给你？”跟踪者立刻将甲逮捕，押回衙门问罪。

正是因为周新有这样的断狱才能，所以他每到一地，当地蒙冤的百姓都说：“冷面寒公来，吾无患矣。”而周新的政绩也不止于此，还在赈灾和剿匪上屡获成功：永乐十年（1412年），浙西大水，通政赵居任匿不以闻，周新上奏，户部尚书夏原吉为赵居任开解，朱棣相信周新，对浙西百姓予以赈灾；嘉兴倪三起兵造反，“党数千人，累败官军”，又是周新出谋划策，列木栅对其进行围困，最终将其平定……也正因周新的种种功绩，使他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遇害便令人感到突然和费解。

“肢解其体于闹市”

尽管在《双槐岁钞》中对周新之死的全过程有比较翔实的记录，但这里还是需要对朱棣的复杂心态做一剖解。

《大明风华》热播后，很多学者都对朱棣的丰功伟绩予以肯定，但有一点是不容否定的，那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皇帝继承制度，朱棣确实“得位不正”，属于典型的篡位代表。可以说，从他坐上皇帝宝座直到去世的那一天，内心都是忐忑不安的。《大明风华》中演他梦见父亲朱元璋活了过来，吓得魂飞魄散，虽是演绎，也在情理之中。为了巩固个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他就像武则天任用周兴、索元礼一样，放手让酷吏除掉异己，甚至仅仅是敢于反击这种酷吏制度的人——周新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朝廷最大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掌握在一个名叫纪刚的人的手中，据《明史》记载：纪纲为人毒辣，他“广布枚尉，日摘臣民阴事，深文诬诋”。而朱棣认为他很忠心，“亲之若肺腑”，于是他更加胆大妄为，放任手下的锦衣卫为非作歹，劫掠民财。当时锦衣卫的一个千户到浙江缉事，趁机广收贿赂。周新准备捉拿他，却走漏风声，被他跑掉了。这千户是纪纲的心腹，“诉于纲”，纪纲于是向朱棣诬告周新专擅。这时的朱棣却失去了往日对周新的信任，立命将其逮捕，带到御前亲审。偏偏周新是个宁折不弯的硬骨头，见了朱棣，一句软话都没有，反而愤怒地说：“臣奉陛下诏为按察使，擒治奸恶是我的责任，如今我竟因为履行职责而被陛下下狱，死而无憾！”朱棣大怒，靖难之役养成的狂躁病和嗜血症复发，立命将周新处死。史学家谈迁所著《国榷》上记载，周新死得很惨，“肢解其体于闹市”。

执行死刑的官员回来复命时，朱棣问周新死前说了什么，监斩官说他临刑大呼：“臣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朱棣一下子醒悟过来，问旁边的侍臣“周新是哪里人”，侍臣说是广东人，朱棣懊悔不迭：“岭外乃有此人，枉杀之矣！”

在《双槐岁钞》和《西湖梦寻》都记载了周新“冤魂再现”之事，但在表述上略有不同，耐人寻味。《双槐岁钞》说朱棣一日忽见有个穿红衣服的人站在面前，问他是谁，他说：“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刚直，命为城隍。”说完就消失不见了，接下来四个字是“天颜怃然”，表现了朱棣懊悔而羞愧的心态。但在《西湖梦寻》里，周新说的是“上帝谓臣刚直，使臣城隍浙江，为陛下治奸贪吏”，朱棣听完龙颜大悦，“遂封新为浙江都城隍，立庙吴山”。相比后一种记录的“死了也要忠”，我倒更喜欢前一种记录里的那种高傲和执拗：冤屈不需要施冤者来洗雪，在另一个世界里还有一个更公正的法庭，还每个人以公正……

周新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于公祠墓录》里有过一则记载，写已经做了城隍的周新变成了和尚，到人间“微服私访”，遇到一个骑着竹马的俊美少年，便和他对对子，周新摸着少年头顶的三根发髻说：“三丫成鼓架。”孩子直接怼了一句“一秃似雷槌”。周新大笑，又出了一句：“红孩儿骑马过山。”孩子马上对曰：“赤帝子斩蛇当道。”周新觉得此少年出口成章、器宇不凡，将来必有成就。果然，这个少年就是后来指挥了北京保卫战的民族英雄于谦。

城隍不可能下凡，周新更不可能遇到于谦，把他们二人来一次“穿越时空的偶遇”，与其说是颂扬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传承，不如说是在隐喻他们同样“粉身碎骨”的结局——而后者正是笔记野史的价值之所在。

（摘自《中国古代异闻录》 呼延云/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