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世俗沉沉的醉梦里了悟人生真谛，活得很清醒，只有陶渊明吧。”这是苏东坡说的，原话是“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这句话仿佛很清晰，但稍稍思量，就有点朦胧，到底什么是醉什么是醒，实在不太容易说清。我有一位精神病科的医生朋友经常说：你们正常人在精神病人眼里是不正常的。又说：精神病人活得比你们清醒。

木心先生有一句很深的感叹：“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这句话就像人生那样，很费思量。因为很费思量，所以，就不必思量。就像陶渊明经常说的，想那么多干吗呢？

季节慢慢地流转，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穿上春天的衣服，晃晃悠悠到了东郊。

山峦刚刚从朝雾里探出头来，天空浮动着薄薄的云。

风从南方吹来，那些幼苗在风中好像长出了翅膀在飞翔。

浩浩茫茫的湖水，洗涤我们的尘埃。

远方的景色啊让人欣喜，

人的本心啊多么容易满足。

只要有一杯酒，就怡然自乐。

望着湖的中央，恍如回到了鲁国时代的沂水。

大人小孩完成了一天的功课，到湖边逍遥歌咏，然后回家。

我热爱曾点所说的那种宁静，

日夜向往那种宁静的生活。

只可叹那个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再也回不去了。

早晨出来，游荡到晚上，回到家里。

花卉药草长满了院子，

树林郁郁葱葱。

床上有一把寂寞的琴，

壶里还有浊酒半杯。

（译自《时运》）

是的，想那么多干吗呢？只要有一杯酒就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时运》里的见解。《时运》这首诗有一个序言，序言里提到这首诗的缘起是自己一个人去春游，有点感慨，于是写了这么几句诗。

序言里，陶渊明提到另外一次春游，是《论语》里记载的，并不是一次真实的春游，而是孔子和学生答问里的春游。如果我们把场景放在现在，大概会是这样的。孔子问他的几个学生：“各位谈谈自己的梦想吧。”子路回答：“我打算先定一个小目标，一年后完成一个P2P项目，融资一个亿。我会先做一个美女直播，忽悠大家进来，最后，做成一个卖夜宵的平台。三年后在上交所上市。”孔子微笑了一下，没说话。

冉有接着说：“我也定一个小目标吧。一年后我要做成一个超级IP。我已经看中了一个小漫画家，她专门画兔子。我打算好好包装她，让她先成为网红，然后，我会出品一系列她的兔兔产品，从书本到电影，从衣服到笔记本，还要开店。开遍全世界。然后去纽约交易所敲钟。上市后我会送给老师一千原始股。”孔子听了，也没有说什么。

还剩下曾点没说。他一直在弹琴。孔子问他的梦想，他停止弹琴，说：“我睡得比较沉，不做梦。”孔子说，不过是说说自己的梦想而已，说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曾点说：“刚才弹琴的时候，看到窗外的树上冒出了淡淡的绿色，春天要来了。我也定一个小目标吧，等一下下课，我会约上几个朋友，去爬白云山，找一家大排档，坐在那里看看夕阳、吹吹风、吃点东西。天黑了，就一路唱着歌下山，回家。”孔子听了，说：“我觉得还是曾点说的比较靠谱。”

相比之下，曾点的梦想最不远大，不，完全没有梦想。在大家都做梦的年代，他懒得做梦。但是，孔子说，他觉得曾点比较靠谱。为什么呢？子路等人说的梦想都是了不起的大事，也就是我们说的事业；曾点说的是生活小事，一件很小的事情：下课后约了朋友去爬山。孔子却说，那些伟大的事业其实都不太靠谱，反而去爬爬山唱唱歌，还比较靠谱。

曾点讲的，确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业，但恰恰就是生活本身。如果说，我们要去做子路们所说的那种事业，需要一定的知识和历练，还需要一定的机缘，才能达成；那么，曾点所说的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在创业，还是闲暇在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做。我们做曾点的事，只需要生活的能力。

很多人具有政治或商业的能力，却缺乏生活的能力，缺乏随时随地在生活里发现美的能力，缺乏随时随地享受生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每个人天然具备的，只是被很多人遗忘了。很多人迷失在手段里了，忘了不论多大的事业，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所以，歌德告诫我们：不要忘了生活。

曾点的话，还暗含了一个意思：人们活在世界上，做成什么事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一个当下，你能不能活出自己，能不能随时随地享受生活的美和生动。陶渊明在他的诗里还发现了另一个意思：宁静。他说他爱曾点说的那种宁静。人们不仅在追求事业的过程里忘掉了生活本身，也在时代的喧闹里忘了生活的宁静底色。

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们如何找到通向宁静生活的道路；告诉我们热爱什么都不如热爱生活，追求什么都不如追求个人的自由；告诉我们，如果向外能够时时领略自然的美，不忘我们只是大自然里的一个因子、一片叶子，向内能够时时保有人的深情，那么，不论穷或富，都可以度过美好的一生。

这些有点复杂的意思，凝聚在一个简单的句子里：只要有一杯酒就怡然自乐。因为这句话，我觉得木心先生那句“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不如改为：人生真不如陶渊明那一杯酒。今天，很多人在嚷嚷着做自己，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怎么做自己呢？怎么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呢？在我看来，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好的答案就在陶渊明那一杯酒里。

02

做自己。现在已经是一句很流行的话。但自己是谁呢？是那个想要发财的自己呢，还是那个想要清静无为的自己呢？是那个悲哀的自己呢，还是那个快乐的自己呢？我们的“自己”非常不确定。陶渊明有一首《形影神》诗，从形、影、神三个角度做了一个探讨。“形、影、神”代表着人的三个层面，也就是三个不同层面的“自己”。形，是肉体层面，相当于佛教说的“色身”；影，是社会层面；神，是灵性层面。

怎么样做自己呢？“形”（肉体层面的“自己”）的回答非常简洁：人生短暂，不如喝酒。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代的皇帝司马曜用更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出来。司马曜看到有一颗流星飞过，拿着酒杯对着流星说：“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一起喝一杯吧，反正最后都是一死，何不现在就饮酒作乐？活着，就是为了快乐。所谓做自己，就是做快乐的自己。

“影”（社会层面的“自己”）的回答是：人生短暂，喝酒固然暂时地消解了忧愁，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享乐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这个意思可以用文天祥的诗来表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他的朋友克力为他筹划一次越狱，苏格拉底拒绝了。苏格拉底当然害怕死亡，希望活着，但是，在他眼里，法律和荣誉比生命更加重要。他要用死来表达自己对于法律的尊重，他说人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更好。这个好，大概就是意义。

生命是会消失的，但是，人做了有意义的事情，就会留下名声。名声可以超越时间，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活着，就是要奋斗，要做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所谓做自己，就是要做有价值的自己。

“神”（心灵层面的“自己”）的回答是：喝酒固然快乐，却伤身（凡是快乐的事好像都有点伤身）；做有意义的事，固然能够留下名声，但人死之后，什么都不知道，名声又有什么意义？不如回到宇宙自然里，自由自在。死后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没有必要为死后操心。但是，此生我们是知道的，知道一定会死去。所以，活着就要自然而然，不必强求，不必胡思乱想。所谓做自己，就是做宇宙里的自己，做那个自然的自己。

03

表面看，陶渊明对于“形”和“影”的追求是否定的，他赞同的是“神”的回答，“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宇宙里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命，不欢喜也不害怕，该去的就随它去，没有必要想来想去顾虑多多。

但我们细细品味“神”的回答，却发现这个回答其实包容了“形”和“影”的追求。陶渊明对于追求长生（长寿）的生活方式，是摒弃的；对于肉体的享乐，是怀疑的；对于追求功名，是怀疑的；对于来世、轮回，是怀疑的。但在怀疑中，他喝了一辈子的酒，年轻的时候，乃至到了中年，还是想着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反复几次辞官又做官，直到中年才彻底辞官，归隐田园。

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其实是包容了肉体的享乐和社会功名的追求，只是陶渊明对于这种享乐和功名，采取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不刻意，不强求，不受世俗拘束，独来独往。陈寅恪先生把陶渊明的人生观，称作“新自然主义”，有庄子的深刻影响，又或多或少有儒家和佛家的影响，但又不是任何一种学说的信徒。只是一个自由来往的个人，更确切地说，陶渊明属于真正自己承担自己的人。我们大多数人依赖某种体制承担自己，或者依赖某种信仰承担自己。而像陶渊明那样的人，有非凡的勇气自己承担自己。

黑塞小说《悉达多》里的悉达多很像陶渊明。悉达多和朋友乔文达一起去寻找人生的真理。结果，见到了佛陀，两人都为佛陀的魅力和学说所吸引。乔文达马上就决定留下来，跟随佛陀，把自己交给佛陀，做一个虔诚的信徒。但是，悉达多却决定离开佛陀。

为什么呢？悉达多这样解释：“希有世尊，我未曾有一刻怀疑您，我未曾有一刻怀疑您是一切圆成的觉者，您已经达到千万婆罗门及其子孙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您已经超拔了死亡。您以自己独自的追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通过思考，通过冥想，通过知识，通过觉醒而达成了这一目标。您并未通过教义学会任何东西。所以，我认为，世尊，任何人无法通过教义得到救赎。希有世尊，您不可能以言辞和教义向任何人传达您在觉醒的那一刻所体验的事件……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继续走我自己的路——并非去寻求另外更好的教条，因为我知道那并不存在，而是要离开所有的教条和导师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不然就去死。”

悉达多离开佛陀的原因并非佛陀不够究竟，而是他认为佛陀是透过自己的体验证悟的，自己也应当透过自己的体验去证悟，而不是根据佛陀的教义去生活。也就是说，每个人活在世上，都应该在怀疑中不断去体验生命的奥秘，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04

日本的吉田兼好也有陶渊明的影子。吉田兼好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人，做过官，出过家，最后云游四海，以一个浪人的身份走完一生。佛教、儒家、老庄对他都有影响，又都没有完全影响他。他走的是自己的路。在吉田兼好看来，这个世界什么都靠不住：“权势不可依赖，因为强者先亡；财富不可依赖，因为可以轻易散尽；才学不可依赖，因为孔子也有怀才不遇的时候；德行不可依赖，因为颜回也是不幸之人；君王的宠幸不可依赖，因为说不准何时会有杀身之祸；奴仆的恭顺不可依赖，因为难免有叛逃的事发生；人的志向不可依赖，因为志向总有变化的时候；说好的事，不可依赖，因为守信的人太少。”

既然世间这一切都靠不住，那么，靠什么呢？靠自己的心态。“时运来时固然可喜，时运背时也不要抱怨。左右广大才无障碍，前后远阔方能通畅。若置身逼仄处，则容易有冲突毁损。若用心于狭隘处，则不能舒坦通泰；忤逆他人而与之相争，则容易伤及身体，若能心宽而性柔，才可以毫发无损。”

“人心如能广大无垠，则不为喜怒所羁绊，也不为外物所烦恼。”

05

吉田兼好的人生态度，是陶渊明“纵浪大化中”的一个注解。陶渊明、吉田兼好、悉达多是同一类人，他们都看透了这个世界。看透世界之后，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某种教条，也不愿意把自己交给某种体制，他们不愿意受世俗的束缚，而是把自己交给了自然，交给了宇宙，交给了不可知。然后，自己承担自己的生命，自己享受自己的生命。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也就是公元365年（也有一种说法是东晋穆帝永和八年，也就是公元352年）。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江西庐山附近的浔阳，也就是现在的九江。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南北分裂，南方的东晋建都在建康（今南京），而荆州、浔阳一带成为南方政权重要的军事基地。又因慧远大师在庐山结社修行，浔阳一带也成为文人聚集的地方。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不是一般人，今天我们翻开任何一本中国历史，只要写到东晋，一定会有陶侃的名字。陶侃的父亲陶丹是三国时候的吴国人，凭着军功做到扬武将军。西晋灭了吴，一下子使得陶丹成为亡国的平民。陶侃的童年时代非常贫困，但他和他母亲发愤要振兴家族。

《世说新语》里有陶侃和他母亲的故事，很励志。有一次同郡一位有身份的人要住在陶侃家里。那时正好是冬季，很冷。陶家穷得连吃饭的米和取暖的柴火都没有。陶侃的母亲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卖掉后换来几十斗米，又砍掉家里的柱子当柴烧，好好招待了那个有身份的人，弄得人家感动得要流泪。第二天陶侃送他上路的时候，他对陶侃说：“你放心回家吧，我到了洛阳一定帮你宣传宣传。”

陶侃的机缘来自西晋的灭亡。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贵族逃亡江南，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东晋，在这个过程里，陶侃脱颖而出，成为东晋政权的开国功臣，被封为长沙公。但是，魏晋南北朝时代，讲究门第。陶侃虽然权力很大，由于不是贵族，仍然受人歧视。他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又为争夺爵位自相残杀。庾亮立即取代了陶侃的位置。

到陶渊明的祖父辈，陶家已经衰败。到他父亲辈，已经沦为贫苦人家。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名士，一生可以做大官却不愿意做大官。陶侃的进取，孟嘉的逍遥，在陶渊明身上好像都有传承。陶渊明在好几篇诗文里，提到从小就贫寒，运气很差，为了生计东奔西走。但同时，陶渊明从小受的还是儒家的教育，有着一番志向，要报效国家。《拟古》里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又在《读〈山海经〉》里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他一生的矛盾就是仕和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不要当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矛盾呢？因为在陶渊明那个年代，做官是知识分子实现理想、获得社会功名的唯一途径，但陶渊明的个性以及他对于生活的理想，和现实的官场完全抵牾，这使得他常常犹豫、摇摆、挣扎。他从二十岁开始，大约做过一些低级的官职。但真正意义上的做官，应该是在二十九岁那年，做了江州的祭酒。

江州祭酒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据《宋书·百官志下》记载：“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又载：“州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扬州无祭酒，主簿治事。”这个官职好像是刺史的助理，帮助刺史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不是一个闲职，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职位。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在任江州刺史的时候，设置了这么一个职位。他的儿子王凝之当江州刺史的时候，邀请陶渊明做祭酒。

但陶渊明做了不到一年，就“不堪吏职”，不能适应官场的生活，自己辞职了。那个时代推崇名士，陶渊明的辞官反而提升了他的名望，所以，州里又邀请他去做主簿。但陶渊明想了想，还是谢绝了。一直到三十四岁那一年，又再次当官，进了桓玄幕府。在桓玄的幕府，差不多六七年，却遇到剧烈的权斗。桓玄篡夺了东晋的皇位，自己当了皇帝，国号为楚。陶渊明因为母亲去世，在桓玄自立皇帝的时候正好奔丧在家。

不久，刘裕平定了桓玄的篡位（刘裕恢复了东晋，但没过多少年，也就是公元420年，他逼迫晋恭帝禅让，自己当了皇帝，国号为宋。公元421年，刘裕派人杀了已经禅让帝位的晋恭帝）。陶渊明又在刘裕的幕府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参军。很快又转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府。不久，又担任了彭泽县令，只做了八十多天，就辞了职，留下一篇不朽的《归去来兮辞》。从此，回到浔阳，过着边种田边读书的田园生活，一直到公元427年去世，再也没有出去当过官。

06

陶渊明一生真正做官，其实就是在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府做幕僚，以及做彭泽令，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这期间正是朝代更替的乱世，先是桓玄自立为皇帝，后是刘裕彻底推翻了东晋，建立宋朝。陶渊明最后辞掉彭泽令，从此不论谁礼请他出山做官，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为什么会这样决绝？有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说是陶渊明在做县令的时候，郡里派了一个督邮到县里视察工作，办公室的人交代陶渊明必须束带拜见督邮，陶渊明一听，就甩下一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就扔下官帽辞职了。这个场景，感动了中国人一千多年，对于长期受官僚欺负的中国人而言，实在是既痛快又解气又浪漫，但经不起推敲，因为在彭泽令之前，陶渊明已经做过几次官。如果仅仅因为官场的礼仪让他难以忍受而不再做官，那么，他早在二十多岁第一次做小官时就该彻底辞职了。

于是，又有另一种说法，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在辞江州祭酒时候说的。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信的是“五斗米道”。陶渊明对于正宗的佛教都抱着游离的态度，对于这类教派当然更不以为然，不愿意在一个信这种教派的领导下做事。这种说法好像有一点点的道理，但也只是一种猜测。

不管怎么样，辞掉彭泽令之后，陶渊明对于仕途，是彻底死了心，不论有什么机会，他都不曾动过心，从此坚决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过着自己的生活。据梁代萧统写的《陶渊明传》，元嘉三年，也就是陶渊明去世的前一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带着米和肉去看望贫困中的陶渊明，看到陶渊明饿得不成样子，就感叹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檀道济的意思是：聪明人遇到世道好的时候就做官，世道不好的时候就退隐；现在的天下，是从未有过的盛世，先生何必这样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陶渊明淡淡回答：“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大意是说：我陶潜哪里敢和那些聪明人比啊，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做官啊。

这个回答很简单，也很谦虚。但在我看来，却是陶渊明辞官的真正原因。陶渊明的痛苦，在于他天性不喜欢官场的套路，却不幸生在一个除了做官好像没有什么出路的时代。这个回答也把陶渊明和中国历史上一大批假隐士区别开来了。“无道则隐，有道则至”的说法，使得一些士大夫把“隐”当作一种政治资本。姜太公钓鱼，他的志趣并不在钓鱼本身，而是等待着能够理解他的君王出现，请他去发挥自己的治国才能。翻看中国历史，这样的隐士，比比皆是，并延展开去，造成一种很虚伪的社会风气。

07

陶渊明的隐，是他真正喜欢这种生活。在一个与自己的内心格格不入的时代，陶渊明退隐到自己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他透过喝酒这样一种很世俗的日常行为，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提升和安静的出口。他为自己写了一篇传记，叫作《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应该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陶渊明如果活在今天，大约是嬉皮士一类的人，追求个人自由，不受社会主流的左右。独来独往，自得其乐。陶渊明做彭泽令的时候，命令县里的公田都种秣谷，因为秣谷可以酿酒。他妻子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坚持一顷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晚年的时候，颜延之有一次路过他家，送给他两万钱。他拿到后就让儿子送到酒家那里去，全部存着买酒喝。

魏晋时代饮酒风气很盛，比如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喝得惊天动地。陶渊明的喝酒，和他们不太一样。他们是聚在一起喝，即使一个人喝的时候，也像行为艺术。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候，是独饮。即使和别人一起喝，也好像是独饮。他有时请大家来自己家里喝酒，他自己先喝醉了，就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大意是：我醉了，先睡了，你们喝完自己走人。这句话里有人情的亲切随和，又有一点孤独。

又传说他有一张无弦琴。他喝酒的时候，常常抚这张琴，觉得如果明白音乐的趣味，不需要弹出声音来。他为人随和而不失原则。檀道济送他米和肉，他退回去了，因为他和檀道济不熟悉。颜延之给他钱，他收了，还全部拿去买酒了，因为颜延之是他朋友。刺史王弘邀请陶渊明去州府，陶渊明没有去。王弘亲自去陶渊明家里拜访，陶渊明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来相见。

王弘反而更敬重陶渊明。有一次知道陶渊明要去庐山，就请庞通之半道拦下了他。王弘终于见到陶渊明，又请他去州府。陶渊明坐在自己的篮舆中，让儿子和门生抬着，不坐官府的轿子，一路上和王弘说说笑笑。

另有一个传说，叫虎溪三笑。当时的高僧慧远大师在庐山修行，以虎溪为界，送客只送到虎溪桥为止。但有一天，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到访，三个人聊得非常投缘，送客的时候还依依不舍，谈兴正浓，不知不觉过了虎溪桥。三人相视大笑。后人还写对联：

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

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还有许多画，记录这次传说中的美好相会，儒（陶渊明）、道（陆修静）、佛（慧远）的美好相会，“象征着三位无忧无虑的智者的欢乐，象征着在幽默感中团结一致的三个宗教的代表人物的欢乐”。（林语堂）

虎溪三笑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儒、释、道合流的一种想象。事实上，陶渊明并非纯然的儒家，当然也不是道家，更不是佛家，但毫无疑问，儒、释、道的思想资源，都被他运用到自己的实际生活里，他个性化的思想，显现了某种程度上儒、释、道的合流。陶渊明用他一生的生活实践，构建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哲学里，听到儒、释、道的回响。

08

陶渊明的喝酒，不完全是借酒消愁，更不是借酒装疯卖傻、逃避现实。他的喝酒，很像他外祖父孟嘉的风格。桓温有一次问孟嘉：“酒到底有什么好的，你老兄那么贪恋它？”孟嘉笑着回答：“你老兄实在是不懂得酒中的趣味啊。”

喝酒喝出了生命的趣味，这是陶渊明的境界。喝酒对于陶渊明来说，就是一种日常生活，一种可以体味生活之味的途径。陶渊明把自己放在了宇宙这个大格局里，在宗教和儒家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种活法，一种更理性更自然的活法，一种不受世俗拘束的活法。这种活法最高的原则是“真”。

什么是“真”呢？据说在《庄子》之前，中国的文献里几乎没有出现过“真”这个字。庄子大量运用这个字，把它作为最高的人生境界。陶渊明对于“真”的理解和追求，和庄子一脉相承。庄子把“真”界定为“精诚之至也”。所谓“诚”，指的是天道，“物之终始”，所以，庄子讲的“真”，指的是人活着要超越世俗，回到最高的“天道”。只有合乎“天道”，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陶渊明辞官回归田园，喝酒种地，成就了自己“真”的一生。他的一生，受到贫穷的困扰，但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于生命的享受。而他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生命的享受，几乎都体现在喝酒这样一个日常行为里了。陶渊明的诗，几乎每一首里都有酒的清香。但最集中的，是《饮酒》组诗，大约写于他完全归隐之后，一共二十首。

在《饮酒》组诗的前面，陶渊明有一个小序：“我平日生活里没有什么乐趣，加上近来夜晚时间很长，更感寂寞，偶尔有名酒，没有一晚不喝的。对着自己的影子喝得尽兴。喝着喝着就喝醉了，醉倒之后，就写几句诗自娱自乐。慢慢写在纸上的诗就多起来了。言辞很随意，没有什么章法。姑且请故友书写传阅，不过博大家一笑而已。”（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但我们细细品味这二十首诗，感到的，是既沉重又轻盈。陶渊明的人格，以及他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于美的细微感受，都沉淀在这二十首诗里了。每一杯酒，都带给我们如何生活的思考和启示。在这个好像失去了方向的年代，我们不妨和陶渊明一起痛饮二十杯，看清人生的真相，找到我们生命的内在道路。

09

喝酒之后，容易感慨。就像昨天，我在老家和从前的朋友喝花雕。喝着喝着，就会聊起很多我们以前的朋友、熟人，有些去世了，有些发达了，有些进监狱了，有些在闹着什么事。聊起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行业，起起伏伏的，换了一任一任的领导，换了一波一波的风气。我们感叹着，相互劝着酒，酩酊大醉。醉后回家，当夜梦回年少时光，决定不忘初心，从此要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但早晨起来，还是各奔东西，回到名利场，不知不觉陷在了一个叫作现实的泥潭中，重复着别人的路。

陶渊明喝酒往往是一个人喝酒。他不是那种很热闹的喝酒，而是独饮。一个人独自喝。这组饮酒诗应该写于陶渊明的晚年，那时候，东晋的将领刘裕已经官至相国，封为宋公，他篡夺皇位的野心已经非常明显，而东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陶渊明曾经在刘裕的部队里做过参军，以前也在桓玄的手下做过官，经历过很多混乱的时光。现在，他已经老了，而混乱还在继续。继续着争夺权力，而不管谁夺得了权力，都不会有真正的改变。

所以，你们去闹吧，去争吧，去斗吧，去折腾吧，而我就在这里，在秋天的阳光里，一个人静静地喝喝酒，听着蜜蜂嗡嗡，听着风从树梢间淡淡溜过，就这样淡淡地看着你们得势了、失势了，看着那些繁华忽然间就倒了，那些衰败突然间就来了。

10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

在这个潮流汹涌的时代里，

在这个到处都是路，

到处又没有路的社会里，

我啊就在桃花源里

喝喝酒，

静静地看着

你们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