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是一个大大挨骂的亡国之君，《文选》学是一门千古不衰的显学，两者之间似无关系；而其实不然。

《文选》学实即起步于隋炀帝时代。这里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萧梁皇室中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一支的后裔在隋代颇为活跃。萧统英年早逝后，梁武帝萧衍（464～549）没有立皇太孙为接班人，而是安排萧统的弟弟萧纲（503～551）接班（后来称为梁简文帝）；侯景之乱中萧衍、萧纲先后死难，萧统的七弟萧绎（508～555）在江陵称帝（后来称为梁元帝），当时领兵坐镇襄阳的萧统之子萧詧（519～562）与萧绎不和，他的弟弟萧誉又被萧绎杀了，于是称藩于西魏，引西魏军攻下了江陵，梁朝算是灭亡了。西魏立萧詧为后梁主（宣帝），从此后梁就在北方政权（西魏、北周、隋）的监控下传了三代，这就是宣帝萧詧、明帝萧岿（542～585）和末主萧琮（？～607？）。这后两位二级皇帝的传记均在《隋书》中。隋高祖杨坚同萧岿关系非常好，特别安排将萧岿的女儿嫁给次子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萧妃被立为皇后，《隋书·后妃传》称她“有智识，好学，解属文”，传中附载了她的一篇《述志赋》，水平很高，可谓不坠家风。

既然当今皇帝同后梁明帝萧岿成了儿女亲家，则萧岿先祖萧统编选的《文选》也就受到很大的重视，当时科举考试中已多用《文选》中的选文作为试题，例如据《北史·杜铨传》可知，开皇十五年（595）杜正玄举秀才，杨素试之以拟《上林赋》、《圣主得贤臣颂》、《燕然山铭》、《剑阁铭》；开皇十六年（596）杜正藏举秀才，苏威试之以拟《过秦论》等等——这些作为典范的原文均曾选入《文选》。这应当不是偶然的。于是注意研究《文选》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

到炀帝登基后，这一支萧家作为外戚得到很多特殊的照顾，《文选》的研究也进一步繁荣起来。率先从事《文选》研究者有两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一是萧该，一是曹宪。《隋书·儒林传》载：“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萧恢之孙也……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该的《汉书音义》十二卷、《文选音义》（或省称《文选音》）十卷均应作于炀帝时代（《隋书·儒林传》载包恺“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该）、包（恺）二人为宗匠。”然则萧该的著作亦当完成于大业中）；后者开《文选》学之先河，意义是很大的。按梁鄱阳王萧恢是梁武帝萧衍（464～549）的弟弟，萧该乃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堂侄，他出马来研究《文选》，自然有些家族的感情在起作用，同时应当也是受到此时大气候的鼓舞。

另一个研究《文选》学的人物是著名的扬州学者曹宪（545？～649？），此人是一位老寿星，一生经历四朝，生于萧梁，渐历陈、隋，晚年入唐，所以《隋书》没有替他立传；但他事业的高峰正在隋炀帝时代，《旧唐书·儒学传》云：

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宪又善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曹宪中年入隋后才开始出仕，很可能是由扬州总管、晋王杨广请出山的。清儒阮元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一文（《揅经室二集》卷二）有云：“扬州旧城文选楼、文选巷，考古者以为即曹宪故宅，《嘉靖图志》所称‘文选巷’者也。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于扬州载文选楼，注引旧《图经》云‘文选巷，即其处也。炀帝尝幸焉。’”由此颇可推知曹宪当时的声望之高。

《文选》学发源于隋而大盛于唐，《文选》学的两大先驱——萧该和曹宪都活跃于炀帝时代，受到过那个时代氛围的影响；重视培养后学的曹宪更可以说是文选学的开山祖师，而隋炀帝实为其背后的推手之一。

由帝王、太子、藩王或其他特权人物为中心，形成一个个文化精英的集团或圈子，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史、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就中古时代而言，赫赫有名的建安七子、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而梁代的萧衍、萧统、萧纲、萧绎身边各有一大批知识精英，更为隋炀帝杨广树立了切近的榜样。由于杨广晚年为政荒谬，把政权给弄丢了，他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略。本文就他与《文选》学的关系略述所见，希望能起到一点拾遗备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