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名列“唐宋八大家”，其文学造诣获得当世与后世的诸多好评，在这方面，王安石受到的争议并不大。

对于王安石的身后评价之所以会充满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办的另一件大事：熙宁变法。

每提及此事，大多数人都会扼腕叹息，认为这是一次改变北宋积弱的绝好良机，可惜北宋没能把握住。

今天，我们略过王安石的文学成就，聊聊他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的由来，主流意见是由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造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以至于外敌威胁日益增大，内部又有冗员冗兵冗费的“三冗”。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提出改革，并获得了宋神宗的首肯。

事实上，这个说法只能算是表面文章，因为过于高大上，内中缘由显然要结合利益来分析。

“熙宁变法”和之前失败的“庆历新政”一脉相承，都是对旧有秩序发起冲击。可问题是：什么才是旧有秩序呢？

自侯景祸乱江南和黄巢起兵反唐之后，“豪门士族”这个名词已经成为历史，科举大行其道，官僚集团登上历史舞台。

和豪门士族相比，官僚集团拥有极强的垄断地位吗？恐怕是没有的。

自北宋立国以来，并没有哪个世家大族继续把持朝堂，垄断社会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变法开始逐渐登堂入室。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宋朝之前，有哪个中原王朝进行过影响极大的变法吗？答案是没有。影响最大的变法是北魏孝文帝革俗汉化，但那时候的北魏只是北方政权，并未统一天下，此举对南方也无直接影响。

豪门士族和官僚集团各有各的弊病，豪门士族的弊病是抵制大一统，习惯于小家小户过安生日子。官僚集团并不抵制大一统，但由于权力不世袭，所以他们很少像豪门士族那样团结起来分蛋糕，而是大家内斗搞党争。

具体点说，自北宋立国以来就一直是党争不断，“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美其名曰是革除弊病，实际上都不过是党争的产物而已。

为避免偏题，我们略过“庆历新政”，直接说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施行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很多人喜欢从青苗法、市易法、保马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等角度展开论述，说起来简直是如数家珍。

可上述法令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要针对经济层面，与党争关系并不太大。而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引起莫大争议。

大学者胡寅在作品《先公行状》中大骂王安石，认为是王安石自己读不懂《春秋》，所以才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

这个说法，实在是有些小瞧了王安石。

前文我说过，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本人又是进士出身（第四名）。据说，如果不是王安石在文章里用了犯忌讳的词，那王安石就不是第四名，而是第一名。

不管第一还是第四，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王安石绝不至于读不懂《春秋》，他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我们来看看新旧两党主要成员的身份：

新党推动变法，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为代表；旧党抵制变法，以韩琦、司马光、欧阳修和苏轼等人为代表。

如果展开说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的生平，会使这篇文章显得冗长，我直接说结论：后世在评价这些人的时候，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是“投机分子”。

换言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就是一个以投机分子为主，在最短时间内攫取现实利益的组合。

再看旧党成员，有一个算一个，几乎全是名重一时的大人物。如果新旧两党站在同一个舞台上PK，新党绝对会被打个七零八落。

王安石为什么要抵制《春秋》？从权谋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王安石在积极张罗打手。

王安石非常清楚，如果在规则范围内，自己绝对玩不过韩琦这帮老官油子，所以王安石用这种方式，直接跳出规则范围，让更多生力军加入进来，试图把水搅浑。

这样说或许有些难懂，如果用摆在台面上的话来说就是：“《春秋》已经过时，难以成为变法的主要依据，所以不得列入学宫。”

很多人对于党争是只听其名、不识其详，我就简单地用《春秋》来举个例子。

《春秋》到底说了什么？其实没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过于“博大精深”了。

请大家记住，如果某本书能与“博大精深”或类似的词联系在一起，我都不太推荐大家去阅读，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读这种书只会越读越迷糊。

一本书只要博大精深，它所涵盖的内容必然会非常多。如果你大赞这本书，肯定能显得自己非常有水平；可如果你大批这本书，同样也能显得你非常有水平。

《赞春秋》和《批春秋》从表面上看是两件事，其实它们是一件事：如果不对《春秋》进行极度深刻的研读，根本没资格“赞”或“批”。

只要大家同意我上述的论断，自然可以得出新的结论：类似于《春秋》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其实就是一个筐，你想往里面装什么，请随意，因为书中都能找到支持你的内容。

我们把话题扯回“熙宁变法”，新旧两党在变法问题上交锋时，肯定会到处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

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新党就会被旧党拽到一个极其劣势的环境中。因为旧党都是一帮老官油子，玩廷议辩论这种事，新党只能白给。

王安石之所以不列《春秋》于学宫，就是釜底抽薪，不想跟旧党在这方面较量，而是直接把问题转变过来：凡是不利于变法的，我们统统不提倡。

这样一来，就等于逼着旧党不能再用言语攻击，而必须亲自下场肉搏。在这方面，新党可不怕旧党。

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很多人都说是因为王安石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话不假，但这话说得片面。

宋徽宗在位期间，著名的“奸相”蔡京执政，史书的评价是“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换言之，蔡京就是在用王安石那一套来发展经济的，结果非常可喜，却也没有像王安石那样搞得天怒人怨。

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蔡京权势滔天，大家不敢给他使绊子。”可在靖康年间，蔡京对于政局的影响几乎等于零，哪有半分“权势滔天”的样子呢？

蔡京能用王安石那一套玩得出神入化，王安石自己创出一套玩法，却只能搞得天怒人怨，这到底是王安石水平不行，还是他的出发点有问题呢？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在“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的情况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崩坏。如果王安石能够安下心来，专注于发展经济，也不至于会出现长达五十年的“新旧党争”。

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又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熙宁变法”要么是打着变法幌子的党争，要么是被王安石玩砸锅的变法行动。从王安石的生平来看，他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玩砸锅的可能性不大。

常言道“论迹不论心”，我们谁也不知道，王安石搞出来的“熙宁变法”有几分为公的打算。但从结果来看，“熙宁变法”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整个北宋朝堂的党争不断加码。